昨天的电影圈，又再一次因为冯小刚的任性开炮而被搅得天翻地覆。

今天，据冯小刚透露，其实之前王中军因为害怕跟万达关系闹僵，特意跑到王健林那儿去赔礼道歉，“但人家没理，继续报复到《我是潘金莲》”、“但我是不怕事的”。

很明显，在对于万达一事上，冯小刚和华谊的心态并不是完全一致，否则冯小刚把华谊称为“小公司”，把叶宁称为“小墙皮”的言语，实在是自谦的有些过分了。

可见，只是因为冯小刚，这事才被放到台面上公开讨论。

据娱乐资本论了解，这并不是冯小刚和华谊在《我不是潘金莲》事情上的第一次不一致。

因为圆形画幅这个创新，是冯小刚和摄影师罗攀力推而成，华谊前后多次产生过犹疑和反复，从为了让华谊安心而专设的预拍片、到拍摄过程中一度“两套方案同步进行”、再到刘震云和许多演员的反对意见、华谊内部疯传的“撤掉罗攀”的人事变动，以及冯小刚怒到拍桌子……这些林林总总搁到任何一个导演手上，都会放弃。

但，他是，冯小刚。

最终用了圆形画幅的《潘金莲》，不仅带来视觉变化，也重新定义了构图、运动、光线等拍摄方式和演员表演，同时，这也是一场导演、摄影师、编剧、投资方、演员的多方角力。

1.初始：不想拍成第二个《秋菊打官司》

这是冯小刚与得过多个大奖的摄影师罗攀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管虎导演的《老炮儿》。冯小刚把《我不是潘金莲》的剧本给罗攀看时，罗攀看完觉得“剧本非常好，很好笑”，第一个念头是去哪儿拍：在刘震云的原著中，故事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农村，刘震云提议去河南拍，但罗攀不想再拍第二个《秋菊打官司》，“我想把农村改成更北方，比如塞外，既有农村，又有草原。”

一行人开车去了张家口、承德以北的农村看景，结果非常失望，“脏得一塌糊涂，没法看。”罗攀建议去南方，刘震云虽然不喜欢，但也没有明确反对。在江西婺源，他们看到了青山秀水的农村，“婺源县城是两条河，有无数个桥，县城具有现代感又有老旧的感觉。”

多兰电影《妈咪》

在婺源看景的一天晚上，冯小刚找到罗攀说：“你有没有看过加拿大导演多兰拍的《妈咪》，你看人家拍的方太不一样了。”多兰在这部电影中使用了1：1方形画幅。罗攀顺口说：“《山河故人》、《聂隐娘》都已经用过方了。”冯小刚接着问“那还有什么搞的？”罗攀开玩笑说：“那要不咱拍成圆的不成？”

冯小刚认真起来，他让罗攀把在婺源取景的照片都改成圆形，“改成圆立刻感觉很不一样。当地的白墙黑瓦加上圆后立刻像中国的风情画”，两人顿时都很兴奋。接下来在婺源继续看了两天景，把所有的照片都剪裁成了圆形，冯小刚说：“全部拍成圆吧。”

回到北京后，罗攀继续看景。在剧本中，女主角李雪莲因为冤屈，一路上告到北京。罗攀发现北京的建筑线条感很强，没法弄成圆形。“北方为方，南方为圆，方圆之间转化有意思。我把（北京的照片）弄成方的给冯导看，冯导一看很满意。”

两人在圆形画幅和方形画幅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没想到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2.测试片：刘震云、华谊的犹疑，冯小刚的沉默

首先反对的就是编剧刘震云，几次找到冯小刚和罗攀沟通，他觉得“如果用圆和方会让观众太注重技巧，会忽略小说的文本”，罗攀回忆说：“我特别理解刘老师，他其实是希望这个小说是以内容取胜，以文本取胜，不是形式感。”

在刘震云的反对下，冯小刚似乎也有些没底，但罗攀很坚持，一定要拍圆，于是提出先拍个测试片。“冯导其实内心也在想出来的东西怎么样，拍测试片等于也消除了华谊高层担心。”

罗攀带着30人团队、五箱器材和100万预算从北京“杀”到婺源。测试片是原剧本的节选片段，时长20多分钟，目的是要看这个圆能不能拍成，成败在此一举。

圆形画幅给光影的聚焦带来很大难题。

在测试片中，罗攀只用了25毫米和35毫米两支镜头。罗攀发现，不能使用摇镜头，“因为圆特别怕像望远镜在看”；其次是绝不能纵向运动，机器要跟着人水平运动，“就跟中国卷轴画一样是散点透视，背景在移，人没动。”不能用长焦和广角镜头，不能扣拍，不拍特写，不能仰拍。

“因为圆导致首先水平方向的视域就窄，如果再摇来摇去让窄的感觉更明显，特别希望让大家忘掉这个圆，把注意力集中在荧幕中，所以镜头尽量不要乱动。”

测试片在2015年10月7日杀青，影片开头，镜头从水底往上拍水面上的莲叶，水波荡漾开去，如古代山水画一般。冯小刚看了测试片，“看的时候，没说好也没说不好。”罗攀心里有些忐忑，过了两天，在冯小刚的工作室里，王中磊、郑钧、冯小刚和一些后期人员在一起又坐下来看了一遍，王中磊看完同样一句话没说，罗攀回到屋里，更加忐忑不安。这时冯小刚过来跟他说：“好，咱就这么定了。”

3.正式片：一次发火与一次谣言

拍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华谊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婺源探班，“他们还是不怎么认同这个圆”，接着冯小刚发了一次大火， 在屋子里，“虎哥（管虎）说好，但是他也担心是不是会影响观众视觉；刘老师（刘震云）说这个不行不行；中磊哥（王中磊）拿着雪茄不说话；冯导拍着桌子，摔门而去。”剩下的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

事后，罗攀回忆觉得这可能是冯小刚的策略，“现在觉得冯导还是高级，用这个方式逼你们就范，因为如果不发火，大家就不停的说，本来我（指冯）已经不打算听，但又不能捂着你们嘴，干脆歇斯底里发怒，你们就谁也不说话了。”

摄影师罗攀（右）

其实冯小刚也没那么有底，最开始他让罗攀同时“拍两套”，圆形的拍一次，正常的拍一次，罗攀说“我们摆两个机器。”结果只这么拍了一天，冯小刚说：“这个方的怎么这么难看。”然后作罢，此后就坚持拍圆形画幅。

在拍摄期间，罗攀的一个朋友找到他，对他说：“华谊内部有消息说要把你换掉，因为这个拍圆就是你闹的，不把你换掉不行，你就听他们的拍成正常的。”

罗攀现在回忆起这段插曲，觉得可能是谣传，他当时的想法是“看冯导，如果冯导都说不拍了算了拍成方的，我要尊重导演创作，我也知道这个压力，这么多钱花出去，要不做特别好，要不就死的很惨。”

4.演员、编剧与摄影，极大的不适应和兴奋

圆形画幅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圆形构图比正常构图在宽比上少了一半，镜头又不能摇动，罗攀告诉小娱：“演员担心我走出画，你还不跟我，我就卡在这里，演员的本能是尽量留在画面里不能动，所以他会觉得好像局限很大。”

这个限制对女主角范冰冰来说，她并没有太多担心，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但范冰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特写？”罗攀说：“没有，对不起。”

虽然没有特写，但圆形让整个画面呈现了古典又写意的一面。尤其是在郭涛与范冰冰的床戏这一场戏里，导演和摄影师精巧地利用圆画幅中人物的进出和灯光的变化营造了一场看不见的性爱戏。

圆形遮罩的使用让镜头的丰富性锐减，但罗攀觉得刘震云的台词已经赋予了剧情很多东西，他并不想用特写等方式再强化女主角李雪莲的情绪，他想拍一个更加客观的“上访者”。

很快，范冰冰就和罗攀建立起了信任，“她非常了解我们在干什么，也从来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意见。”当回到北京拍摄时，画幅变成1：1的方形，演员们反而觉得特别奇怪。

拍圆的过程中，罗攀和冯小刚一起把很多以前他习以为常的手段抛弃了。“因为景别的变化无法强调演员的心理，全景的展示和运动镜头能增加节奏感的方式都没了，镜头都是稳稳的，剥夺了他运用电影手段的（空间），但是用更大的手段代替了这个，他自己也觉得很新鲜。”

其实，分歧直到拍摄中期都存在。在拍一场李雪莲去找前夫秦玉河的戏时，街上有很多人，冯导吩咐副导演“轰”了很多群演上去。但罗攀觉得画面中人越少越好，“因为人的出画入画会引起观众的注意，人可以全在背景里远处永远不出画。”这一点上，冯小刚和罗攀并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

冯小刚和刘震云在其中一场戏中也有过争吵。刘震云说：“希望除了这个人，周边还有人，我们拍医院或者县政府，除了主角还有社会上的人，我需要看到社会背景，中国的群像，可是你弄圆看不到，只能看到那几个人。”冯小刚桌子一拍说：“你要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中国社会有什么可看的？”随即一阵痛骂出去了。

另一个分歧是罗攀觉得应该少拍过肩镜头，有一天现场，冯小刚终于发火了：“罗攀你不让我拍戏，你全搞这些东西（指圆）。”罗攀选择了巧妙的妥协，他说：“冯导我可以给您拍一个过肩，但是我觉得我们坚持两个月的东西，因为今天放弃了（就）不纯粹了。”

5.政治隐喻：农村的圆、北京的方

在中国影史上，能如此直白地展示农村妇女进京“上访”的电影几乎没有。而《我不是潘金莲》在故事上的荒诞性和讽刺的力度都超过冯小刚以往的电影。

在圆形构图中的农村，是一幅幅中国农村风情画，官员们文绉绉的，吃着精美的菜肴，听着昆曲，“我觉得荒诞感是人的状态，你越是拍得一本正经，就越觉得可笑。”

在罗攀的观念中，“北京是一个政治性的城市，是有规矩的，圆因为是柔和的，符合江南的，而北京是干燥空旷政治性城市。”所以回到北京的戏份，从圆变方。

回到北京的戏份，从圆变方

冯小刚在一场映后交流中，表示自己特别喜欢这种圆形画面所造成的“第三只眼睛在观察的感觉”，“这个故事是现实主义的，同时它又有一些荒诞性，而这个圆也会让你感觉到，它和现实之间有一些很荒诞的感觉”。

起初最反对圆的刘震云也开始转变自己的观念，甚至因为故事地点从河南转到婺源，台词中的南方普通话已经把原剧本的北方的糙化味道几乎都被抹掉，刘震云做了妥协。

这场角力最后以坚持的圆形画幅拍下来了，各方的坚持和妥协共同塑造了这部电影最后的模样，在娱乐资本论看来，不管市场和观众是否买单，这都是一次勇敢而伟大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