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是崔永元自反“刘冯”事件始，扩大至偷逃税风暴后，配合国家行动介入的开端，扯出对儿一点都不红的两口子。预计，00后高考和俄罗斯世界杯卡的版面，对事件的相关舆情朝着不明方向来回拉锯没啥实质影响。
在某篇爆款分析文字中，作者提到了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2011年的一期节目：《冯小刚和他的朋友们》，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小崔说事》是崔老师第二档谈话节目，虽然无法与《实话实说》的辉煌相比，但崔氏幽默的轻拿轻放，张弛有度还是具有相当的风格。冯小刚那一期节目的看点，不是冯小刚，而是刘震云和崔老师的互动。
刘震云的包袱，向来被称为一种“狡黠的幽默”。幽默的切磋中，最容易找到同路人，在彼此间浅显的接触中，思维的内核，逻辑的把玩，也能让两个不同价值观，不同品格的人迅速确认眼神。崔氏幽默的敏感和反应速度，棋逢对手的极其稀有，但刘震云抖机灵使用的三板斧，可以接得住崔永元想要的精神世界对话。
于是乎，在名利场上，小崔最火的2000年，出了一本儿畅销自传《不过如此》，单就北京图书市场来说，王府井新华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不够卖的，北京地铁一号线和报刊亭接着卖。就那么红。当年，小崔请了他认为最牛逼的作家刘震云和阿城双做序，在书中也着重墨提及与刘震云的相识相交过程，字里行间不太像折服于刘震云的人格，倒是对刘震云看问题的角度抱之以敬意。
这段友情，本可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一个样本，相似的还有，崔永元和司马南的交往，但是最后，这两段和郑渊洁并列写到书里的亲密关系，除了童话大王，均撕的个一地鸡毛。
回到这期《小崔说事》的节目，可能是冯小刚上过的电视访谈中，气场最弱，身段最柔软的一次。而刘震云的微表情传递出来的娇嗔姿态，也颇有意味，和主持人小崔似熟人非熟人的距离感，让自己说不好是乡土还是殿堂气息的表达稍显拘谨，但幽默的气质以及妙语连珠，还是和小崔相得益彰。
感受的到，在那个演播室里，崔永元对刘震云的现场言论，还是以优雅的欣赏为主。而此时，距离那个交织两方恩怨的电影，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也和今天图穷匕首见的一方搏命还差着七八年。
当重新回看这期节目的时候，从细节上，所有人都能观照到崔永元真的在寻求释怀，俗世翩翩，风度豁达：当节目走第一趴流程，现场演播厅视频回顾冯小刚作品年鉴时，没有回避或者淡化处理《手机》的存在，而是非常自然的呈现。崔永元在自己节目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无需赘言，想要什么，想不要什么，一句“不行”恐怕就能解决问题。然而职业感并没有被个人好恶的主观所绑架，这个高姿态的举动，说明了崔永元在从前，仍然是一个宽厚大量的人。
并不像他后来自己在这几天录制的短视频所说，他从2003年这个电影之后，就变得粗糙了，就变成崔爷了。
崔永元现在扬言，“就是要让刘震云进去”，“第一就打刘震云，第二才是冯小刚”，这些气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震云作为崔永元眼里的“始作俑者”，在合理的愤怒情绪和事情的前因后果中，他的定性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崔永元真的会下狠手么？刘震云在这个事件中，修复自己的形象，缓和事态的升级就真的无解么，也许，不是。
伤害继成，二次伤害的事实，必将让两个人关系彻底交恶，梁子芥蒂不可逆转，可不结代际之仇，不任由不良导向恣意蔓延，让事情可控，还是小有可为的：钥匙，或许，在刘震云的女儿这儿。
崔永元和刘震云没告诉外界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刘雨霖小姐，是崔永元教授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友。刘小姐如果没有成为一个优秀的导演，以自身的素质条件和家庭关系，也会大概率从事主持人工作，和崔先生成为同行，因为，她在传媒大学本科学习阶段的专业，叫做播音主持。
2003年《手机》里，刘震云编剧下的主持人和电视人，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而两年后，他至少是支持女儿报考了相关的专业，这里边有多少崔永元成功学或者崔永元人格元素的影响，不得而知，也许仅仅是刘雨霖的赤子热情在起作用，但是刘震云对主持人行业的恶意和心底中的瞧不上，戏谑，应该没有多少。
小说作家、导演、演员，尤其比较嗨“残酷心灵写照”这一路的，特别崇尚艺术痛感，通常在撕裂自己的问题上，不节制而肆意汹涌。“一生分作几回人”是他们强大的心理素质依托，也是这拨人行走江湖的盔甲和底盘。刘震云这类以“黑色幽默”起范的文人，在此次事件中不能够被理解的就是，在刻画文学形象和营造故事氛围的时候，利欲熏心暂且摁下不表，为何要放任创作欲望走火入魔，不care熟人中寻找人物经历或者原型，进而引发了当事人不满的创作伦理争议。创作的自由和边界到底有没有谱，谱在哪，作为拍过《一句顶一万句》并获得院线公映，而且完成度还相当不赖的刘雨霖导演，很适合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最大程度争取一下校友崔永元的谅解。
《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对自己这个作品的钟爱要高于《我是李雪莲》，冯小刚起初，看中的是前者，但是刘震云爱女心切，还是把自己更喜欢的，交给闺女练手，当然，刘雨霖争了气，孺子可教也。
刘雨霖也可以凭借导演及编剧的身份，用一个正向性的专业语言系统，去尝试化解崔永元的怨恨，把父亲曾经无恶意影射，却用隐瞒造成影射之实的创作失范问题摆出来，转化为自己需要注意的职业教训。广电总局宣传司长高长力对于“题材决定论”中提到的“过来吧，小姨子”，“别这样，姐夫”，是有着创作倾向危害所指的。《手机》虽然在当年的社会环境，公序良俗，大众意识和审查机制中过关，但不意味着，在作品今后长时间的沉淀传播中还停留在经典的位置，甚至安全的位置。时代和环境都在朝着良性的未来而进化发展，当一部电影在创作过程中的陈年旧事确有不堪，违背道德时，受众自发的批判和反水，是社会健康向上的表现。
腾讯、优酷、爱奇艺三大视频网站关于这部电影的留言、弹幕，刘震云和冯小刚本人的近期微博评论，《手机2之朋友圈》的互动专区上，包括冯小刚影迷在内的大量网络民意和发声呈一边倒态势，坚决支持崔永元的维权立场，而半年前，冯小刚通过《芳华》创造的情怀口碑和人气积累，正在迅速瓦解。
多少年来，只有两部影响力比较大的国产电影面临波云诡谲的口碑反转，一次发生在2009年4月，陆川《南京！南京！》的上映，那会儿，媒体和知识界先是一片叫好，但是观众的反应和争议，让舆情的转向突发而激烈，这种局面几乎没有预兆，导致媒体纷纷调头回转，《南京！南京！》票房虽然安全，但口碑的分裂足以让陆川崩溃，而矛盾核心就在于，主创用日本兵的视角解释普世感受，而这个题材，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接受民族感受以外的艺术所指；再一次，就是正在发生的回炉批判《手机》和抵制未出世的《手机2》。不管是商业传播，还是偶发事件，电影价值观和公民意识的这两次相互作用，还是有社会学研究意义的。
刘雨霖也可以向公众谈谈自己的母亲郭建梅律师，作为刘震云的太太，也是刘震云河南滑县的老乡，郭律师的社会贡献可能并不为人所知，她是中国九十年代常常奔走在一线的“公益律师”，上过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作为公益律师，她帮助守护的维权对象，多是遭遇家庭暴力，外来务工权益受损，性别歧视，性骚扰的女性弱势群体，刘震云关于农村女性的人物塑造如果有些灵性，也难说与此无关。一个社会名流的某种错误行为可能令人不齿，但是世间的复杂就在于，与他构成亲人的家庭却可能有着其他维度的人文声誉，这种讽刺的张力如此之无奈。
刘雨霖有过院线作品，崔永元搞过《电影传奇》，可谓都是电影专家，他们都一定承认一个道理，经典的电影，就是在呈现各色人等的人生困境，这困境只需要摆出，可能不需要解决。然而，一部合格电影更重要的意义砝码，如果挂到了受众天平上，它则不该给任何人带来不幸，它需要包括同理心。关于这一点，刘雨霖真的有必要代表自己的父亲，给崔老师传递一个歉意型信号。
中国人的美德有一样，矛盾方当事人的戏剧性向好变化，将失去的人心归拢和收复，往往的出路，就在于他们的家人如何出面，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