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已经90高龄，马上要走向百岁，但是中国电影人却似乎一直与奥斯卡无缘。曾经有多次提名，但是却纷纷落选，中国人对奥斯卡一直有一种情结，好像不彻底得到它就不罢休。

除了李安，以及少数早期的华裔演员之外，很少有中国人可以在奥斯卡奖上载誉而归。这样的认知似乎已经为外界所广泛接受。

偶然的巧合，我们却发现原来有两部由中国团队和制作人担任主创并且全程拍摄中国故事的纪录片竟然两次问鼎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这两部短片背后又都出自同一个人的精雕细琢：米子。

趁着米子老师来到洛杉矶的间隙，我们采访了她，请她讲述一下这十多年前一段似乎早就被人淡忘了的中国纪录片奥斯卡获奖记录。

1.一次提名，一次获奖：“两部反映时代现实的中国纪录片不应被人遗忘”

《颍州的孩子》，一部纪录艾滋病儿童真实生活状态的纪录片，2007年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劫后天府泪纵横》，一部表现汶川地震真实面貌的纪录片，同样也获得2010年第8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而且两部纪录片都是出自同一个制片人之手。

这样的消息如果放到今天，一定会是各大媒体追逐的焦点和头条，只可惜，在多年以前的中国影视界，这样的新闻却无人报道，甚至被刻意低调处理。更令人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作品也从来没有在国内公映过。

“国内没有能够上映。没有遇到好的时机，我当然觉得很遗憾。这个题材在当年不是一个主旋律，而且题材非常敏感。当年大家‘谈艾色变’，认为艾滋病是不正经、不健康的，但这群孩子是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的，这一群艾滋病孤儿的命运很让人关注，很让人不忍。我当时对艾滋病也一无所知，当时拍片，衣服，座位，握手，吃饭，都会从各种细节来避免和艾滋病人接触。后来才知道，艾滋病和所有疾病是一样的”。

《颍州的孩子》

当制片人米子老师回忆起当年的拍摄经历时，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她的激动心情，仿佛她昨天还在当年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从她的描述中，一切听起来是如此的真切而历历在目。

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对于“艾滋病”的接受程度还是非常落后，以致许多有关部门都刻意回避相关事实，这也导致《颍州的孩子》虽然在美国上映并且广受好评，还拿到了奥斯卡奖，但是在国内却被“和谐”掉，并且一直没有机会与观众见面。

“当时有人一直找我谈话强调要看影片是否‘和谐’，拍摄不和谐的画面最好不要用，但我并没有理睬，我一直认为，拍摄纪录片，有价值没价值是根本，和谐不和谐是另外一回事。我必须把有价值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至于你觉得是不是和谐，那是你的事。所以我并不后悔，我可以保证，如果这部纪录片放到今天，就一定能够播出。为什么？因为大家对于艾滋病已经可以正常理解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敏感的了，但是在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一切很敏感。”

对于当时一直关注纪录片拍摄的米子来说，这部纪录片虽然在国内没有了下文，但是在海外却引起了轰动，这一点与她一直和海外的纪录片拍摄团队有长期合作与沟通是分不开的。

“《颍州的孩子》，之前我和美方导演有过很亲密的合作，我和影片的杨紫烨导演在1999年就有合作过《希望工程》、《贫困儿童》这两部片子。再来做后面这个课题，很容易走到一块儿。一开始我们只是有一个线索，不知道明确的方向。后来锁定一个选题，锁定一个方向，慢慢地深入挖掘。影片的资金是来自海外，后面和美方决定合作后，主要现场是我和摄影师去拍的。海外合作的纪录片，更容易走到一个更高的国际舞台上，比如奥斯卡，这也弥补了在国内无法放映的遗憾。当然，一开始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机会得奥斯卡奖。”

作为另一部反映汶川大地震真相并且也在2010年提名奥斯卡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米子也是和海外合作，而且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其实更为艰辛。

《劫后天府泪纵横》

“《劫后天府泪纵横》的主题是地震灾区，但我们的视角在当时来看也是‘不和谐的’，当时遇上了一个学校的豆腐渣工程，很多学生因此死去。学校本来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学生却因为不合格的建筑施工而大批死去。做这个片子，对于我们来说，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把最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我要保证所有的声音都是最真实的。当时也有相关单位请我们去喝茶，去聊天，并且跟踪我们的拍摄。当时和我们合作的是美国的HBO,他们的拍摄也受到限制，必须隐瞒外媒的身份才能够进入现场。“

米子老师说起当年拍摄的初衷和经历依然是颇为动容，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的努力主要就是为了反映真相。

“还是一句话，如果这个题材放到现在，肯定就可以播出了，但是当时就是不行。豆腐渣工程这个事实后来已经被多次揭露并确认，但是当时敏感的不得了，还是觉得不和谐。“

众所周知，对于在中国公映的影片，拿到许可证或“龙标”是至关重要的一部，有一些纪录片或者故事片因为题材的缘故，注定与“龙标”无缘。当然，时代也在变化，也在进步，也许十年前无法获得批准的影片，到了今天命运或许可以发生转变。

米子老师谈了她最真实的感受：“我的这两个片子放到今天，一定会播出，无论是艾滋病还是豆腐渣工程，他们已经不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了，现在甚至提倡反腐，提倡发声。至于选题，我还是坚持关注在事件本身的意义。比如，在这个选题里是否包括有待改变的话题，你会选择以什么方式去做？”

3.中国纪录片的现状：“太难了，行业的进步不如想象中的大”

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国产纪录片进入院线市场的仅有两部，合计票房130万元，而当年的国产影片院线票房总数为170亿元。

而5年后的2017年，10部进入院线公映的纪录片总票房累计收获2.63亿元，《二十二》独揽1.7亿元，创下中国纪录电影票房新纪录，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地球：神奇的一天》《重返·狼群》分别以4778万元、3300万元位居年度中国纪录片票房榜的第二和第三。同一年出现3部票房超过3000万元的纪录电影，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美好。我们向十余年前就已经置身纪录片拍摄的米子老师征求的她对现在中国纪录片发展的现状，但是她似乎对于现状和未来都持有保留态度。

“表面看起来我们浮躁的社会好像还能够沉静下来，还是有人关注纪录片，当选题有一定话题性，新闻转为作品，纪录片似乎开始逐渐受到普通观众喜爱。但是说实话，比起商业片，纪录片占的地位1%都没有。纪录片是与情怀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和美国的HBO, 英国的BBC，或者日本的NHK相比，中国纪录片的水准还是太落后了，纪录片真正受到重视的时机依然没有到来。”

《二十二》

“《二十二》进院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案。《二十二》具有话题性，话题又有紧迫感，因此有进院线的可能，并以电影宣发的方式进行宣传，但对其它纪录片不具备很高的参考意义。”米子老师并没有因为某些纪录片在院线售票取得的成绩就觉得欢欣鼓舞，相反的，却用一个内行的眼光在平静地看待过去与现在：“你如果是内行，可以明显看到《二十二》存在的一些问题。导演拍摄纪录片的初衷是尽量客观，不去打扰慰安妇这个人群，纯粹地去记录，采访对象不说话，不去表述，但是这样，整个故事显得很苍白，没有高潮，很难与观众产生互动。纪录片过于旁观者的视角，很难引起共鸣。我个人并不觉得它可以作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代表作品”。

在谈其中国纪录片与世界范围的优秀纪录片究竟差在什么地方的时候，米子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重视程度，制作方式，预算与资金来源，还有就是发行。

“世界上所有电影节对纪录片单元很重视。纪录片的地位与其它商业片一模一样，是艺术性的创作，但是在中国，纪录片等同于专题片，没有艺术创作性。国内纪录片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做一件事情，匆匆忙忙开始，匆匆忙忙结束，后期生硬地加旁白，非常苍白。而国外追求纪录片的是，第一，尽可能更大程度发现故事的现实意义，二要有话题性，三要反映人性”。

《地球：神奇的一天》

“另外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制作过程。外国人讲究精雕细琢，花时间去累积素材，去打磨。国内容易急功近利。做纪录片，在中国领导要先做一个框架提案出来，自上而下决定拍摄角度，但实际影片出来和提案可能相差很远，那么影片就很有可能被毙掉。纪录片本来就是在未知的领域探索，你需要前期做调查，去走近这个群体，去感受真实性和震撼力，没有那么多框框架架的东西，有条条框框了，拍出来的就是假的东西”。

“预算当然也很重要。纪录片必须有预算，包含调查，拍摄周期、制作，宣发和后期。后期很重要啊，艺术加工也要在线，才能保证品质。国内纪录片一个问题是没把时间周期给算准，导致预算不足。”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发行。在国外发行纪录片，有一个价码放在那里，公正客观的价格，是由经济收益存在的。国外纪录片通常是预购，预购时一部分费用先给你。有了预购的方向和动力，片子呈现出的质量也会非常不一样。预售对纪录片的拍摄者也非常重要，至少你知道你的选题是被认可的，创作时会增加很多信心。在发达国家，制作方与发行方从一开始绑定，发行公司和你并肩前行，双份的目标时共同把市场做好”。

米子老师谈起发行，似乎有非常多的经验要分享，也认为这是限制国产纪录片市场的一大痼疾。

“国内整体环境不好，没有人重视纪录片。没有人真正理解纪录片到底是什么。国内流媒体几乎就没有重视纪录片的，说句实话，爱奇艺、优酷、腾讯这些流媒体平台和我知道的大量纪录片签的都是‘霸王条款’——先不付费，按点击量付费。这样没有规矩，制片方永远收不到钱，没有保障，很被动。纪录片给到电视台能拿到每分钟2-3万块就了不起了，没有人稀罕纪录片。电视台对于大量纪录片都是一票否决，直接出局。纪录片和故事片不一样，故事片可以尽量讨价还价，水涨船高拿高价，低于这个价格我不给你。纪录片没有。没有人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别人要你的东西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价格高低是其次”。

4.中国纪录片获得进步的方式：“海外合作，找到好的平台，要有坚持下去的耐心”

近年来，随着政策的支持和商业运作的不断尝试，虽然纪录片逐渐带动起中国观众的视听胃口，观众群体在逐年扩大，但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纪录片仍被视为属于在电视上观看的免费资源。更何况，纪录片也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在这个领域要有所建树，一定要有非常强的动力。

对于米子老师来说，中国的纪录片具备足够的成长空间。

“对于中国纪录片来说，播出平台和宣传方式是最重要。中国纪录片最近几年真正开始广受关注，是从《舌尖上的中国》开始。这个纪录片采访题材选择很有意思，很接地气，并且在央视的载体上播出得到了极大支持，好的平台能够带来影响力。《舌尖上的中国》成功的原因之一，它不是用纪录片的宣传方式进行宣传，而是以电视剧宣发的方式。而一般纪录片宣传的方式一般是通过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

鉴于米子个人的经验，她反复强调，如果要做出“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纪录片”，如果有机会和海外合作的话一定要抓住，因为这对纪录片本身的拍摄和播出效果有很大的意义。

《舌尖上的中国》

“（和国外）联合拍摄有一个好处，国外对纪录片的资金往往有较大保障，无论是通过预售还是买断。纪录片最怕的就是没有资金，预算不足。我觉得中国纪录片绝对不乏好的题材，但走不出去，多数人思考的都是内部的受众。很多纪录片导演自己没用主观意愿找外国投资。其实从我的经验来看，你完全可以去找BBC, NHK这些平台合作，但没人去找，没人去做项目计划书的准备和前期调查。中国的纪录片人姚学会推销自己的项目，比如NHK就有一个很明确的预算，如果你有好的项目，一定会给你钱。现在国内很多纪录片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很重要。”

米子更是拿出了自己的实际经验来说明纪录片“走出去”的重要性：“比如《劫后天府泪纵横》，当时地震发生后，我和我的团队就去了灾区。当时我们在灾区每天也都拍一些素材，后来HBO的人就来找我合作了。其实我和HBO的人之前也不认识，但他们通过《颍州的孩子》这个片子，知道了我的存在，因此设法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当HBO联系我的时候，我说，我已经在四川了，你们过来吧。他们就来加入一起拍摄了。当然整部片子的后期都是HBO一手完成的”。

“其实做这个《劫后天府泪纵横》的时候，我并没有预设要在奥斯卡再次提名，但是老美对自己的作品就很有要求，也希望能够得到尊重。因此《劫后》也是通过HBO送审奥斯卡的。和美方合作的经历很奇特，因为我们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一开始在灾区拍摄的时候，我们也会每天怀疑自己拍摄的东西有没有意义。我在拍，别人也在拍，但你要找到价值所在。后来一旦我们发现了豆腐渣工程这个潜在的因素之后，美方的专业程度就完全展示了出来，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素材是能够更有效地展现真相的”。

在美国，每年约有百余部纪录电影在院线放映。相比之下，国产纪录电影的市场之路还很长，耐心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支持这份耐心与恒心的背后是一种内心强大的动力。

“纪录片的真实性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最吸引观众的地方。纪录片报道的应该是客观事实，不能无中生有。我想做一些心灵碰撞的东西。现在中国整体影视的创作环境是‘胡编乱造’多过‘真情实意’，我不想浪费时间在瞎扯的东西上。我的作品要与观众有心理上的互动，能够反映生活中常见但容易忽略的地方。这就是做纪录片最大的意义”。

5.获奖是偶然，付出是必然：“我做过影视行业几乎所有的工种”

最后我们和米子老师聊起了她进入这个行业的契机，不聊不知道，原来米子老师入行的背后还有这一段不为人所知的和已故大导演谢晋的忘年交。

“我从小特别喜欢看电影，最大的机缘就是电影《芙蓉镇》在我老家拍摄。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和身边的同学都被征用去剧组做红卫兵群演，但我一分钟没有站到镜头前，我喜欢站在监视器后面看整个拍摄的进程，结果引起了导演谢晋老师的注意，因此也结实了谢晋导演成为了忘年交。谢晋导演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每个周六周日，我都会去看谢晋老师和刘晓庆和姜文拍戏，辅导台词等等。“

米子老师后来因为和谢晋剧组的友谊和关系，大学期间来到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就读。“上大学的时候，我周末一般做两件事。礼拜六的时候，我喜欢坐公交车看上海。周日，我一般都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度过。我从大二开始写广告文案，合作的人都是电影集团的人，大家有过几次拍摄合作。大学四年里让我打开了很大的一扇窗，我接触到海外国际导演，兴趣点被点燃，我想在这个领域里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去4A广告公司做文案，做创意文案，每年有23-30条广告有经验，积累了很多经验。“

谈其谢晋，米子的眼中充满了崇拜和不舍，仿佛这位中国电影的老导演至始至终一直影响着她的一切。

“和谢晋老师的忘年交，让我始终没有离开行业，一直在娱乐行业中。我留学回国后，我与上海电影制片厂有着更加密切的合作，很多片子是用上影厂名义去报。07年改革后，和上影的关系还是很好。其实谢晋老师的每一部作品我都非常喜欢。他很多作品都是关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而且他本人的命运和故事也非常有震撼力。谢晋老师教会了我内心强大的重要性。比较遗憾的是，谢晋老师晚期并没有太多作品，而且后来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次和谢晋老师合作。”

我们请米子老师分享了一下作为一个影视行业人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米子认为是“付出和经验“

“我在这个行业里，几乎所有职位都做过，导演，场记，监制，所有职业都做过。给我一个感受是，经历地越多，越清楚自己要什么，也越了解这个行业的本质。我今后会更多把身份放在制片人身上。“

米子老师认为拍摄《劫后天府泪纵横》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念，在2008年以前，或许她对商业成功更为关注，但是在经历了地震之后，她越来越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08年汶川地震之后，经过了那么多日夜，拍摄了那么多生死之交，前一分钟可能还在拍摄一栋大楼，后一分钟可能大楼就倒塌了，突然觉得很多东西自己都可以放下。经历过生死，看到很多人的死亡，让我越发珍惜生命。我觉得人要有话语权，电影人要有一点理想，你们也知道现在的中国影视圈很乱，有各种各样行业的风波和丑相，我觉得如果能有人去多拍一些来自生活真实事件的纪录片的话，一切将会变得不一样。”

从采访开始到结束，米子老师并没有和我们说太多奥斯卡获奖的前后，也并没有谈太多她自己的公司的业务计划，说得更多的还是当初两部纪录片拍摄时的点点滴滴和自己的心得。她反复告诉我们，像她这样的电影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要么被商业化所吞噬而只关注能赚多少钱，要么就是束手束脚自己想拍的东西已经根本无法实现。

她很庆幸自己能够拍摄过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作品，我们也很庆幸能够发现这段历史并和她深入地交流了一次。可惜的是，这两部奥斯卡历史上一次提名，一次获奖的中国纪录片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在正式场合与中国广大观众见面。

这样的遗憾，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