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尖椒
“对我来说，北上拍戏不是选择，而是回归。”
8月8日，演员梁家辉在百花奖·北京电影论坛发表《电影是张文化地图》主题演讲，讲到此处，眼眶泛红，动情落泪。
从艺四十余年，梁家辉演了160多个角色，而北京是他演艺生涯地图的起点。1983年，梁家辉在这里拍摄《火烧圆明园》与《垂帘听政》，饰演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银幕角色咸丰皇帝，后来还凭借此角成为金像奖影帝。
那一年，他26岁。四十多年后，他再次站在北京，回顾自己的演艺人生。
与梁家辉一起“回归”的，还有时隔28年，重回诞生地的大众电影百花奖。
这次“回归”，并不只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重逢。
相比过去聚光灯更多集中在红毯、明星与奖项归属，今年的百花奖试图把更多注意力投向电影产业本身，将电影产业的深度思辨提升到与颁奖同等重要的位置。
8月8日至9日，百花奖在北京798街区第一车间举办了三场论坛，恰好对应了当下中国电影产业最现实的三道必答题：产业边界变了，电影该往何处发展？传统孵化路径失效，下一代电影人如何成长？观众和舆论场变了，好电影如何被看到？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电影论坛
这些问题背后，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件事。
旧的行业秩序正在松动，新的规则却还没有完全建立。中国电影产业的下一轮增长，需要重新搭建支撑行业长期运转的基础设施：更开放、更高效的产业协同机制，更畅通的人才上升通道，以及能够连接创作者与普通观众的大众评价共识。
过去两天，有不少论坛的视频切片在网上被传播、被热议，论坛现场更是座无虚席，电影行业似乎又回到了炎热的夏天。从三场论坛讨论的具体问题来看，百花奖也在尝试重新定义一个国家级电影奖项可以扮演的角色。
它当然仍然要嘉奖好电影、好演员和好创作者，但除此之外，它也直面行业需要解决的难题，讨论未来可能的路径，从“评功”，走向“解题”。
电影从来都是大众艺术。“大众电影百花奖”中的“大众”二字，不只意味着把投票权交给观众，还需要回答，怎样让更多好电影真正抵达观众，让观众重新走进电影院，重燃对电影的热爱。
从出品重镇到产业总调度室，北京托起电影产业底盘
8月8日上午，北京798街区第一车间，人潮涌动。
这里正在举行百花奖·北京电影论坛。台上的八位演讲嘉宾身份各不相同：学者、演员、编剧、导演、投资者、影院经理和普通观众。他们谈自己与电影、北京发生的故事，也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当技术、观众和市场都在变化，中国电影接下来该往哪里走？
一些答案指向电影行业中不变的东西。
北京电影学院的丁亚平教授认为，电影通过“看见自己、感受他人、成为我们”的三层递进，将个人细微情感升华为公共讨论与集体记忆。演员梁家辉把电影形容成一张“文化地图”，连接不同土地、历史与文化，“电影不止是讲故事，它还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望和对文化的敬畏。”
演员梁家辉
编剧张冀谈的，是电影带给他最初的悸动。他回忆起自己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成为影迷的经历，每每看完电影，走入散场的人群，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被电影映照的光彩。
技术和媒介可以变化，但电影最终仍然要与人建立连接。另一部分讨论，就落到了这种连接如何适应新的市场。
导演大鹏把答案落回“观众”。《煎饼侠》上映后，他曾面对大量批评。多年之后回头看，他反而感谢这些声音，因为“观众愿意评价你，说明他们还在乎你，真正的放弃是沉默”。在他看来，创作者保持新鲜感最简单也最困难的方法，就是始终记得自己首先也是一名观众。
导演、演员、编剧、监制大鹏
紫荆影业副总经理李挺伟认为，电影投资要用标准化守住商业底线，用个性化突破艺术上限，“标准化、工业化才能让一部电影落地，但是标准化不等于模板化，观众拒绝千篇一律，期待具有独特视角和创新内容的作品。”
首都电影院常务副总经理于超从影院端分析，“短视频和高清小屏不断分流注意力，但数百人在黑暗中同时为一个镜头呼吸、共同进入一个故事的体验仍然难以替代。”影院可以做影展、沉浸体验和业态融合，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守住创作者与观众、人与人发生共情的空间。
首都电影院常务副总经理于超
从创作、投资到放映，嘉宾们讨论的看似是不同环节，最终指向的却是同一个问题：电影怎样重新连接创作者、产业与观众。
而这种连接，需要一套更完整的产业生态来承接。
时隔28年，百花奖回到诞生地北京，作为电影产业的龙头，北京也正在面对一次新的角色转换，从出品重镇，进一步成为产业资源的组织者、创新模式的试验田，成为一座电影产业的“总调度室”。
北京依然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内容策源地之一。
2025年，北京备案立项影片669部，占全国总量的25%；京产影片累计总票房超过120亿元，占全年国产电影总票房29%。全年共有14部北京出品影片票房过亿元，占全国过亿国产影片总量的42.42%，其中4部进入国产电影年度票房前十。
更重要的是，北京聚集了创作、制片、投资、后期、宣发、院线、媒体等大量上下游资源。电影是一门高度依赖协作的工业，资源越集中，不同环节之间的沟通和连接成本就越低。
比如，为什么大量电影首映礼和行业交流活动都选择北京？除了市场体量，这里还聚集着全国最密集的电影公司、创作者、专业机构和媒体资源。
这种“总调度室”产业角色的转变背后也有长期的历史积累。
论坛现场发布的专题图书《北京与中国电影》，以121年为时间轴，梳理了北京的城市功能与中国电影产业同步升级的历史。
《北京与中国电影》专题图书发布
从1905年《定军山》开启中国电影的早期探索，到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诞生，再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连年举办，怀柔影视基地构建越来越完整的影视科技产业链等，北京逐渐成为内容创作中心、产业资源集散地和国际电影交流平台。
今年，百花奖还首次增设青年影人、AI影视创作、精品短剧等前瞻性配套推优单元，回应电影边界扩张之后出现的新产业问题。
与此同时，百花奖也从原本仅有几天的核心活动，延伸成一套长期的产业和城市运营机制。
此次百花奖的筹备，是由北影节筹办团队整建制复用，形成“春有北影节、夏有百花奖”的产业节拍。如果说春天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承担更多国际交流、项目交易和产业连接功能，那么夏天回归北京的百花奖，则进一步补上了大众参与这一环。
以大众为核心，当然也需要回馈大众。
今年北京投入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并建立“商业影院+商圈露天放映+社区公益放映”的三层观影网络，打造“仲夏电影嘉年华”，让电影走出影厅，与商圈、社区、文旅、餐饮和城市公共空间发生更多连接。
仲夏电影嘉年华：《飞驰人生3》露天放映现场
2025年，北京在册影院357家，同比增长7.53%，银幕数量2522块，同比增长5.61%，这些数据说明，北京在培养受众消费习惯方面一直长期投入，始终将大众放在电影产业的中心。
行业高速增长时，比拼的是谁能生产更多项目和爆款；当电影产业进入结构调整期，更稀缺的能力则是把分散的资源组织起来，让人才有入口、项目有出口、观众有去处。
打破青年影人的单行道，用“新路”为行业造“新血”
对大多数青年电影人来说，过去进入电影行业，几乎只有一条标准路径。
最好是科班出身，从短片起步，参加电影节，进入创投环节，被制片人和投资人看见，获得投资，再经过数年的开发、拍摄和发行，最终进入院线。
但当市场进入调整期，这条路径变得越来越拥挤。
各地创投计划越来越多，真正的问题却在于从入围创投到拿到投资、从项目开发到真正开机，中间横亘着漫长的资金链条和市场考验。
电影天然是高投入、长周期的产品，一部青年导演长片从剧本到上映可能需要数年，而观众趣味和市场环境可能几个月就发生变化。在回报不确定的情况下，资本自然更倾向于选择有成熟履历的导演、已经验证过的类型和IP。
即使一部片最终拍出来，还要面对档期冷热不均、排片竞争激烈等现实问题。
很多青年导演真正缺少的，是一条能够低成本试错、持续创作、不断获得观众反馈，再逐步向更大体量项目升级的成长路径。
今年百花奖首次引入的几项配套单元，恰恰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其中，“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把短内容平台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新创投场”。此次计划要求参赛者在抖音首发5至30分钟原创短片，入选者除获得平台流量扶持外，还有机会获得发行代理、内容开发和商务合作等后续资源。最终共有16部短片入围，题材涉及现实、都市情感、科幻、纪录片、动画等不同类型和题材。
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短片荣誉入围作品映后交流现场
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扶持逻辑的变化。
传统创投更多是“先筛选、再生产、最后接受市场检验”，短内容平台则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先创作、先面对观众，再根据真实的受众反馈寻找进一步放大的可能。它并不意味着播放量可以替代专业判断，而是给青年创作者增加了一次证明叙事能力与连接观众共情的机会。
内容形态之间的墙也正在被打破。
最近，《好一个乖乖女》《一家三口在同班》等爆款微短剧，已经通过同IP电影备案立项。这意味着，一个故事可以先在低成本、反馈更快的短内容市场完成第一次验证，再向长体量内容迁移。
百花奖新增短剧荣誉盛典的意义也在这里。它在国家级电影奖项与新内容生态之间搭了一座桥，让短剧创作者和传统电影工业发生连接，让新的创作者，有机会继续向更大的舞台流动。
而AI的出现，又进一步降低了这条新路径的起点。
在“华语青年电影论坛”上，北京国际电影节AIGC最佳长片《七日浮生》的导演刘驰分享该片的创作过程：一次严重潜水事故后，她在养病期间，写下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并借助AI梳理思绪，最终形成剧本。“如果没有AI，这个剧本至少需要两年时间、甚至要跨国拍摄才能完成，但SeeDacne2.0出现后，我发现可以在三周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一部45分钟的作品。”
华语青年电影论坛：技术视野——青年电影如何与新技术共舞？
但技术的平权，并不意味着创作的平权。如果每个人都能创作，优秀的青年导演究竟凭什么脱颖而出？
答案反而重新回到了最传统的创作能力上。
论坛现场，制片人陈洪伟提到，他在学校教授AI课程时，教到最后，发现真正要教的其实仍然是视听语言。“核心并不是一个创作者会不会使用最新的AI工具，而是有没有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有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能够让人产生共情的能力。工具会迅速迭代，但这些能力不会因为模型升级自动获得。”
《浪浪山小妖怪》导演於水也给出了相似的判断。面对越来越难以预测的观众，他没有把答案归结为研究流量密码，而是强调先找到一个好的故事，再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寻找能够与更多人相通的情绪。
华语青年电影论坛：华语视野——青年电影如何与新市场共情？
AI降低制作的门槛，却没有降低好创意的稀缺程度。恰恰因为越来越多人都能拍、能生成、能发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反而变得更加清晰。
连接真实受众，重新定义“好电影”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部电影是不是好电影，有一套相对清晰的评价路径和相对稳定的公共讨论场。
专业影评人的评价提供审美坐标，媒体完成解读和传播，观众再根据口碑、题材与演员阵容决定是否买票。
但到了近几年，这套秩序正在被快速打散。
一方面，观众的购票决策越来越置后，他们希望看到真实的评价后再走进影院。另一方面短视频、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崛起之后，电影评价权大规模下沉。这种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也让一部电影的口碑，并不完全由作品本身决定。普通观众的一条短视频、一条玩梗的短评，都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成为一部电影最重要的公共标签。
今天中国电影缺少的，不只是更多好电影，也是一套让好电影被发现、被理解、被相信的机制。
“金鸡百花国产电影评价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在百花奖论坛上，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介绍，该体系会组建包括专家学者、行业专家、媒体人、影视艺术专业学生以及院线经理五类人群作为专业评鉴团，按照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等评价标准，以及更多的二级、三级评分标准，对一部影片进行相对客观的评分，为观众提供可靠的借鉴。
“金鸡百花国产电影评价体系”发布
作为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产生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大众性”。但今天的“大众”，不再是一个审美高度趋同的整体，而是被年龄、城市、兴趣和媒介使用习惯切分成无数更加具体的个体。
本届百花奖就一直在营造让产业内外可以自由对话的空间。影评人论坛上，三位影评人与三位电影主创共同探讨一部好电影的标准。导演黄建新认为，评价标准非常多元，但创作一部好电影，至少需要发心诚挚、制作认真、情感真实。导演贾樟柯表示，“电影教育应是通识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电影创作者最好广泛涉猎哲学、心理学等，构建坚实的思想与表达基础。”
影评人论坛：我们为什么热爱电影？
不仅如此，在北京电影论坛结束后，百花奖首次设置“观众开放麦”，让这些真实、具体、有分歧的观众，与一线从业者直接对话，让创作者听见普通观众到底在意什么，也让普通观众得到最真诚的反馈。
现场观众提的问题非常具体、多元。有人关心创作者下一步还想拍什么样的社会议题；有人追问，中国电影怎样才能真正表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还有普通观众提出，自己能通过什么方式，更早发现并支持本土的小众优质电影。
2026年是“双百”方针提出的第70周年，也是进入“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电影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只是内容供给不足。新的创作者正在成长，AI新技术快速进入生产环节，观众的媒介习惯和审美结构也在变化，旧有的生产、评价和传播机制，都需要寻找新的适配方式。
过去，奖项通常出现在一部作品生命周期的最后。但本届百花奖的变化，是向产业链前端移动：讨论新内容如何产生、青年创作者如何培养、评价标准如何重建。它不只负责从过去一年中选出优秀影人与作品，也试图解答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真问题，让资本、创作者、观众，重新回到电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