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奋斗》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爸妈买房子，不能再任性了。”大约十年前，作家石康如此坦诚又自信地对媒体说，之后在2009年，他确实凭借一个剧本就赚到了1000万。
不过，他的这种行为，不但不算任性，在现在看来更是称得上“聪明绝顶”了，毕竟北京五环内已经几乎没有均价低于7万的楼盘了。
回到令石康扬名的《奋斗》热播的2007年，那个初夏的时候，东四环的房子刚刚过万，而男孩们都学陆涛穿Polo衫，学华子抽大烟爆粗口，女孩们都学夏琳穿小背心，露出纤细的腰肢，或学杨晓芸绑个马尾，骂起人来马尾也跟着一晃一晃。
那一年，北京还未举办奥运，盛夏的深夜街头四处都是撸串扎啤的攒动人影，世界级的金融危机也没发生，《奋斗》里的富二代陆涛，还能一甩2000万不心疼（当时最少也是10套房子）。
世界遍地是机会，但当时的年轻人们，忙着浪漫和感伤，迷茫与忧郁。
十年里，像陆涛这样迷茫的年轻人们，在国产都市剧里比比皆是，《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仨哥们疯子、吴荻和石小猛，恰对应着《奋斗》的三兄弟陆涛、向南和华子，《北京青年》的“东南西北”四兄弟，没车没房没钱没钻戒“裸婚”的刘易阳……这些经典角色都曾是国产都市剧的注脚。
从2014年开始，《古剑奇谭》《花千骨》《青云志》等一部部大制作的古装玄幻剧连续霸屏，都市剧一度式微。但2016年，一部五女人当家的都市剧《欢乐颂》，却又再次将都市剧带回观众视野面前。
同是“富二代”角色，《欢乐颂》里的曲筱绡，却没了陆涛的豪爽，为了200万毛利润与人讨价还价，而从《奋斗》到《欢乐颂》，十年来国产都市剧变迁背后，折射的是怎样的社会缩影？
1.从《奋斗》到《欢乐颂》，是男性群像戏到女性群像戏的转移
从2004年的《粉红女郎》之后，国产剧很少再出现以几个女人的生活、爱情为叙事主线的作品，反倒是由郭敬明的《小时代》开启了国产小妞电影的大势。
就拿十年前的《奋斗》与《欢乐颂》比，也能明显地看出十年间时代精神的转移。在《奋斗》中，佟大为饰演的男主角陆涛是绝对主角，女主夏琳与女二米莱都围着他转；
即使咋咋呼呼、理直气壮的杨晓芸，也只能是男人戏里的“配菜”，在这样的剧里，男人多谈理想，女人主攻爱情，彼时想走女强人路线的夏琳，也是有心无力：既有一颗想独立自强的心，却离不开陆涛的感情羁绊。
那些年的国产都市剧里，女人都是“为爱痴狂”，当一个美美的花瓶，拥有自己的爱恨情仇，但很少有创作者去认真探讨她们的理想、抱负、工作状态。
《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万人迷沈冰，小妖精林夏，又或者《裸婚时代》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美娇娘童娇倩，富二代备胎女孙晓娆……她们都曾活跃于荧屏，为爱走天涯的姿态令观众印象深刻。
直到《欢乐颂》，女性群像戏这一失落已久的题材才再次被大众关注。实际上，早在前几年，也陆陆续续有《新闺蜜时代》《女人帮》《天使之城》等女性群像戏播出，但受制于制作团队、卡司阵容、播出平台等多方原因，并未引发全民回响。
《欢乐颂》之所以能够火爆全国，还是因其足够典型、鲜明的人物形象及各自迥异的标签。海归精英是安迪，富二代小妖精是曲筱绡，大龄凤凰女是樊胜美，莽撞90后是邱莹莹，墨守成规乖乖女是关雎尔，即使是只看过片花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分辨出这五个角色。
如果说之前的女性群像戏都只是一群差异不大的同龄女人在一起吃饭喝酒抢男人，《欢乐颂》与同类作品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刻意放大了城市中不同女性阶层和身份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价值观而导致的截然不同的人物命运。
时代确实已经在向女性倾斜。国产电视剧（不仅仅是都市剧）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以“大女主戏”为卖点和噱头的作品，女性的成长路线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正视。
观众对此也十分买账，举个例子，去年的全年收视冠军是杨幂、黄轩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翻译官》，而在前两年，这一头衔则被两部以女性人物为主的古装剧夺走（2014《武媚娘传奇》；2015《芈月传》）。
但相比之下，《武媚娘传奇》与《芈月传》仍没有摆脱宫斗剧的路子，在古装宫廷剧的框架限制下，男尊女卑的主基调不会改变，女性角色往往只能作为争宠或者权谋的工具出现。若要展现当代女性的普遍生存状态，都市剧仍然是最佳的出口。
2.阶层差异取代个人奋斗，成为故事主题
《裸婚时代》中童佳倩曾经调侃刘易阳“哪儿哪儿都有你，你以为你爸是李刚啊”，这句台词沿自2010年的官二代学生撞人事件中的“我爸是李刚”，之后的几年里，曾经还算遮遮掩掩的隐秘群体“官二代”、“富二代”逐渐从地下走到了地上。
《奋斗》中的陆涛、米莱、小灵仙等也算是当时实打实的富二代，但从当时的服饰来看，这些富二代们与身边的兄弟向南、华子无太大差异，一样的Polo衫（严重怀疑“男人的衣柜”强行植入），一样的灰头土脸，女孩们也没有一身bling bling的奢侈品服装，绑着马尾、素面朝天就在马路牙子上撸串。
而到了《欢乐颂》，曲筱绡的富二代式秀晒炫成为了最主要的“槽点”之一，在22楼里，她和经济水平相当的安迪自然抱团，对努力想凑上富裕阶层的新中产樊胜美嗤之以鼻，对离自己的地位甚远、不构成威胁的邱莹莹慈悲地大施援手。
这种赤裸裸的展现社会中阶层差异的手法，自然引发了相当多的热议。不少知识水平较高的女性声称要弃剧，而一大批以女权色彩为卖点的八卦公号，则清一色都在口诛笔伐该剧对女性的物化与贫瘠的想象。
但三观之争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叙事重心的变化才是关键。
常看国产都市剧的观众，会习惯于过往那种从校园到职场、从青葱少年到社会中人的叙事路径，《奋斗》中如是，《裸婚代》中也如是。但在近两年的国产都市剧中，这种个人奋斗让位于阶层差异，创作者更想展现的，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固化、社会分裂程度远超大众想象。
社会的确更分裂了。《裸婚时代》时还是标准的“中产女VS工薪小子”的套路，而这种富与穷的二元对立简单逻辑，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电视荧屏。
《小别离》里，有极富有人群（汪俊饰演的富豪）、小富即安人群（黄磊、海清）、月光工薪阶层（韩青、朱媛媛），大而多元的城市允许各色人等在这里扎根，允许他们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目标。但在遇到同样的头等大事比如婚姻、教育时，经济实力的悬殊逼他们走向不同的死胡同。
像黄磊、海清这样的、35+资深白领，通常被定义为“新中产”。关于如何描述这类人，《好先生》编剧李潇曾表示，“该剧是写给城市里那些有车有房的年轻人看的”，这些年轻人是资深上班族，早已到了白领阶层，他们有心有力，是最有可能用双手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新中产正在或已经成为国产都市剧的目标用户，例如《周末父母》探讨工作各自繁忙的30+或35+双白领家庭，如何处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以及自己带孩子和隔代抚养之间的矛盾冲突。
该剧中也有鲜明的对照组。相比每日疲于奔命还要维持光鲜亮丽的刘恺威、王鸥，已跨入富人阶层的“姐姐姐夫”张萌、朱泳腾，则把孩子送去寄宿外语学校，自己乐得清闲。姐妹俩关于抚养的概念相差甚远，王鸥认为再忙也要陪孩子，而张萌则数落其过于操劳变成“黄脸婆”。
近期的一个新闻更让人感觉沉甸甸：去年10月，北京房价平均才37221元/平，但今年春节过后，北京五环内已经没有几个低于7万的楼盘了，按照“新中产”的硬性标准（年收入15万），这些衣着光鲜的资深白领们，一年不吃不喝不买，才够买北京的2平米，搭个厕所都不够。
如果说《奋斗》中还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体现，陆涛和他的伙伴们曾打造过挂着“乌托邦”牌子的厂房，到了这个时代，浪漫已所剩无几。
都市剧里的爱情，变成必须与实用、婚姻等词汇捆绑的一项事物，邱莹莹的前男友白主管邀请其与自己同住，原因竟是“可以分摊一半房租”，在现在，爱情不是一种肾上腺素的冲动，而是搭伙过日子的实际。
3.都市剧的新篇章，多元的价值观讨论百花齐放
现实太苦，玛丽苏、杰克苏就多了起来。
如今的国产都市剧里，也有彻头彻尾与生计无关的浪漫，剧中人职业身份收入来源可以模糊不计，轻轻松松创业成功。例如去年的《微微一笑很倾城》，纯粹是部校园纯情罗曼史，梦幻到让人忘记眼前的真实。
还有诸如《一路繁花相送》《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等待播都市言情剧，既然讲明了是言情，谈情才是主业。人物的工作状态只是辅助，但一定要够仙够美，不要太“接地气”，拥有天鹅颈的江疏影饰演的舞蹈老师，听起来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职业。
当然，不管写实还是浪漫，如今的国产都市剧对多元价值观的讨论和展现是显而易见的。《小丈夫》里男主杨玏和女主俞飞鸿就是一对典型的“女大男小”组合，甜甜蜜蜜处处发糖，还引发了网友对“如果拍中国版《贤者之爱》一定要找俞飞鸿小姐姐来演”的各种PS。
《小丈夫》
在过去，国产都市剧里的35+女人只有一种宿命，就是像《中国式关系》里的胡可那样，依赖着男人与爱情而活。但现在既有俞飞鸿这样美出新高度、自力更生的便利店店长（《小丈夫》），也有像安迪那样经济独立、生活自决的海归女精英，社会分裂程度加深带来的不一定全是坏处，也有可能是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没必要再在他人的眼光下循规蹈矩生活。
无独有偶，翻拍自日剧的《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也试图探讨男主内女主外这种异于常规的夫妻相处模式。同是翻拍，黄磊主演的《深夜食堂》、即将上线的《问题餐厅》，包括之前成泰燊主演的《午夜计程车》，其实都致力于将过去国产都市剧中不会展现的非主流人群的生存状态搬上荧屏。
尽管有相当多人怀念《奋斗》里杨晓芸和向南冲动地偷户口本结婚，之后又离婚、复婚……“不作死就不会死”地折腾一生，但比起那时候年轻人的迷茫、工作与爱情胶着成一团，如今的国产都市剧目标清晰得多，要么聚焦职场、行业，要么单纯讨论爱情、浪漫，或者放大小众人群的喜怒哀乐。
不管是哪一种，都值得赞赏与鼓励，对活在当下的人而言，这可能是个糟糕的时代；但对于都市剧而言，这也许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