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解救吾先生》，《让子弹飞》……这些名字你一定耳熟能详。华谊兄弟，保利华亿，文化中国（阿里影业前身），新文化集团，这些公司在中国娱乐圈也是赫赫有名。
有一个人，不仅策划、出品过众多你所熟知的经典，而且也在这些知名度极高的企业中历任高管职位。就在他从中国转身来到好莱坞开始一番崭新事业的当下，我们找到了他，一起畅快地聊了下中美影视产业的现状和未来。
他就是前文化中国执行总裁，在行业摸爬滚打30多年的资深电影电视人——刘晓霖先生。他向我们讲述了中国电影在90年代末期民营企业逐渐脱颖而出之后这二十年来最显著的变化，以及类似“票补”这样的现象对于行业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也和我们分享了合作过的诸位大佬以及知名导演的趣事秘闻，以及作为一位高管是如何看待中美电影在模式和制度上的差异，并且最终选择来到美国，发掘更多有潜力的中国新一代影人的愿景。
1.“来到美国之后静下心来看中国影视现状”
“现在中国市场貌似急速发展，蛋糕做得很大，但实话说，这个蛋糕里也许有很多小‘爆点’，一不小心就炸。另一方面来说，虽然中国市场很大，人口红利确实很高，但是大家都忽视了一点，英语片作为一个面向全球的片种，它的市场更大，更有做头。比如，它的完片担保，国际市场预售，银行贷款，环环相扣，各种工会制约，管控制约着制片预算和工业流程。这叫制度管人！这就不仅仅包括美国电影了，还包括合拍片以及很多其他英语的影视作品”
点了一杯咖啡，刘晓霖先生打开了话匣，娓娓道来他决心来到美国再次创业的着眼点。
“现在在国内做影视公司，真的不好做，不说什么乱象，整个市场中投资方的负担非常之大。资金需求越来越高，电影、电视宣发成本比原来翻了好几倍。独立影片一般的宣发大概占20%-50%，即使近几年的国际大片也都达到很高，甚至和投资额相等或超过，但是也是花钱花的非常清楚在什么地方。绝对不会有见不得阳光的票补啊！而中国现在有的可以完全超过制片成本，其中票补就占去相当大一部分。一开始票补是电商找赞助来负担，后来是片方，现在是如果投资方或发行方不愿意出钱做票补了，发行商就立马开始担心排片是否会受影响。发行方告诉投资方、制片方如果不拿出钱来，排片就没位置，因为很多片子都是先通过票补这个奇葩先占据排片的，影院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是一个很无奈却很真实的现象。更可笑的是，大家谁都不好意思对外公开说自己掏了钱出票补。还有就是自己投资了电影，然后再花钱自己包场请朋友看电影似乎形成了风气的现象。这种花钱请来的朋友也不是真朋友！也不是电影观众。无非就是为了让朋友互相发个微博微信挺一下！中国的这个票补是不是需要一个法律细则约束了！？”
刘晓霖先生在服务过的公司中参与过诸多如《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孔雀》、《立春》、《让子弹飞》、《武林外传》、《饭局也疯狂》、《西游降魔》、《有种》、《我们天上见》，《解救吾先生》、《绝地逃亡》、《美人鱼》等脍炙人口的影片的制片、策划、发行工作，因为这样丰富的经历，他对于中国电影的现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
“国产片拼得过进口片，不仅是档期问题，也是因为大部分进口片分账片没有那么多票补，但现在其实批片也开始找协助发行公司来票补了。这么说来，水涨船高，大家都要掏钱票补，这买卖就越来越难做，成本实在太高。”
刘晓霖98年帮助王中军发起并创立了华谊兄弟的影视业务，从一开始就拉进冯小刚，尹力，郑晓龙，英达等导演与华谊兄弟合作，之后又在保利华亿，文化中国（现阿里影业），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等公司历任高层职位。2017年开始移居美国，开始潜心致力于“中国故事美国制作”的方向。
“中国影视市场的这种全世界都找不到的‘票补创新发行’，总体来说还是市场和诚信的问题，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来美国寻找新的方向。这个行业很多情况大家都无能为力，你比如说，过去拍电视剧之后要给一些电视台送礼，或者拍了电影要给一些院线塞钱，有的人敢做，有的人就不敢做。现在居然到了收视作假，票房作假，屡见不鲜，而且现在法律上很难管制，主要是违法成本太低，片商投资商被市场逼成这样，也不会自己举证都不会告发自己吧？从商业角度来讲，做电影投资人越来越不划算，一边必须要刷票房，一边又怕被抓包，两边不讨好。因此我觉得，我目前是没有这个平台和能力赚这个钱；承受的风险太大，而且违法风险最后都落在制片人、投资人身上”。
“来到美国之后静下心来看中国市场，越发容易看见问题的所在，尽管大家都知道合拍片很难，但我觉得至少做英语片面对的是守规矩的全球市场，图的就是这份安心。关键是美国和英语影视市场上没有票补！很难想象美国和国际电影市场上会有投资方和制片方拿出一部分宣发预算自己买票房，这种占位买票房，其实是一个诚信的问题啊！”
虽然刘晓霖绝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是在中国，但是他对好莱坞的行情和优势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全世界电影都基本只能本土发行，但好莱坞电影是唯一能卖到全球范围市场的。为数不多的华语片胜在本土人口基数大，国内市场人口红利足够支撑票房。虽然是这样，但是好莱坞的天花板要高于中国，全球的票房肯定还是要高于中国，尽管中国的票房有一天会超越北美票房是不争的事实。”
2.“经历地越多，看透的也越多”
刘晓霖先生不仅有在上述影视公司就任高管的经历，自己也曾经是中联华盟文化传媒投资公司的创始人，自身的创业经历也使得他对于中国影视圈的诸多行业规则了如指掌。
“中国电影一开始是很艰难的，不像现在”刘晓霖若有所思地评论起中国电影圈的现状：“在过去，除了国有的企业，最早能投电影的民营企业不过是华谊兄弟、华亿这些最早吃螃蟹的人。华谊兄弟一开始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冯小刚拍贺岁片来赚钱。当时冯小刚想拍《一声叹息》，但市场很难容纳，《一声叹息》有人定性为文艺片，后来也确实没有赚到什么钱。当初市场的情况就是如此，又比如《寻枪》这部片子，就是因为有姜文在，但当时哥伦比亚买海外版权就基本上冲抵成本。那个年代很多电影不赔即算是赚了。电影对于投资者无非就是两个字：名和利！最好是名利双收。但有的老板设定就是，说电影是赚个吆喝，能赔个10%就算赢了——赚个名头而已。”
《一声叹息》
因为与诸多的公司老板合作过，刘晓霖先生特别推崇的第一种投资人是那种只要答应的，即使赔了也不会反悔，一诺千金，当然，做投资的谁都不是傻子，谁都不愿意赔钱，包括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的高管，如此完善的制度和研发团队，制作、发行队伍，也没有谁能够保证不赔钱的。关键是要确定一个最低赔钱的承受底线，做的时候一定事先尽最大努力看到风险因素和规避风险，最终还是要争取最大的盈利！第二种就是那种既算得非常细同时也具备战略眼光，如果又同时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甚至自己过去还从事过创作，这样的老板沟通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他知道如何与影视创作者打交道，又能理解制片预算的重点控制。最后就是一种就是，知道让利给影视创作者，既敢赌也敢放，他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哪里，也知道如何使用杠杆撬动项目，知道影视公司特别是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不可能每个产品都有利润，但是非常清楚自己的企业定位是立足于生存定位？还是产品定位，还是品牌定位。
“做影视投资就是投资人。像冯小刚，顾长卫，尹力等这些成功的导演和一些像葛优，陈宝国，吴刚这样的艺术家都有一个共性，拍片子的时候都会进入一种‘入戏’的专注状态。只要导演和演员进入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片子肯定能成功。这叫‘不入魔不成佛’”。
除了与众多行业大佬合作中感受到了中国影视圈变化的脉搏，刘晓霖也和诸多知名导演有过合作，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决策参与投资周星驰的《西游降魔》和《美人鱼》的商业投资案例。
当初，团队一致认为周星驰本身是典型的稀缺资源，他的片子能拍出来就会有基本的保障，比如当时估算《西游降魔》票房不会低于10亿，《美人鱼》票房不会低于16亿。都是根据已知的判断未知，用时髦的话说，是靠多年工作经验自己脑子里的大数据，最后果然参与投资的周星驰的这两部作品都非常成功！”
除了电影领域的多年经验，其实刘晓霖过去更多的经历是在电视剧上，他对于中国的电视剧市场的变化有更多的见解。《穷爸爸富爸爸》、《人生无悔》、《爱在苍茫大地》，“英雄无敌”系列军事悬疑剧《仁者无敌》、《勇者无敌》、《智者无敌》、《正者无敌》等等，都是出自他手下的名剧。
谈到现在电视剧制作成本居高不下，流量明星能拿天价片酬的现象，刘晓霖也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电视剧从一剧两星的政策之后，造成悬崖式的坠落，一开始本意是控制资源，平台产生更丰富的内容，同时限制大咖收钱过多，但结果却是把优秀的老大咖限制下去了，年轻的新的流量明星大咖价格更高上去了，要钱的势头更狠。再加上由于互联网优酷，腾讯，爱奇艺他们的崛起，二三线电视台的广告基本很难了。现在整个中国就是三个一线卫视加三个视频网站说了算，投资方制片方和平台渠道都去疯抢流量明星的档期，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预算和片酬能不高吗？”
除了拍摄成本和明星片酬的居高不下，刘晓霖也对中国电视剧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根据广告商的要求选片，一些卫视一切都以广告和赞助作为准绳来选片，结果倒推过程，而不是从艺术创新，产生优秀作品和观众的角度出发。广告商跟电视台说要保证多少收视率多少个点，而这些收视率都要靠流量明星保证。中国播放平台结构、渠道以及合作的模式非常不合理。渠道平台就这么几家，只要有了一些流量明星的剧，大家就一窝蜂地去争抢，剧集质量能保证吗？成片能不高吗？”这些其实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们都还可以勉强接受，既然能带来广告和关注，我们可以适应市场。但是，我们最不能改变的还要自己去做收视率！雇水军，还要刷流量！这种作假，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做啊！”
刘晓霖把这样的现象与美国的模式做了比较，结果凸显了中国电视剧行业的无奈：“ 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平台，无论是主流电视平台或者新兴的网络平台，而且大家也有区域划分，观众划分，时间区隔，主要是各种内容都会有不同的分销平台。这样的模式可以避免很多现在国内电视剧市场的问题。”
除了成本，平台渠道的痼疾，中国电视市场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题材的跟风和创作的枯竭，对于这一点刘晓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中国电视剧市场都是什么火了大家都一股脑地都去做同样的东西，因为不用动太多脑子，大家都想以最小的努力和风险去赚最大的钱。一般来说是创作人员，比如编剧，导演，其实都愿意有所突破，但是制片和投资人就不认同，创新很难，风险也大。你如果搞一个市场上不多见的题材或者故事，投资人不太敢参与。长此以往，市场上就没人创新了，大家都尽量去跟风。”
3.“中国影视的未来，要看新一代影人的成长”
刘晓霖先生在离开文化中国后，除了自身的创业之外，也尝试过基金投资的工作，但是几十年兜兜转转之后，总觉得如果要做一些有意义的内容，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更有效率的环境。
“在中国市场太久了，也做了许多项目。自己迫切需要静下心来，发觉中国市场的天花板对我自己来说是越来越低，所以很希望能够到美国来发掘新的机会。”
谈起未来对于美国事业的规划，除了把中国故事拿到好莱坞拍摄之外，刘晓霖另外的一个着眼点是新一代年轻影人的培养。
“高晓松曾经发布了一篇文章叫《中国文娱国际化要从好莱坞出发，而非从北京出发》，就是主张把中国的人才、故事拉到好莱坞来做电影，这样才能有发展。我很赞成这个视角。做合拍片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向，这么多年下来华人影视在国际市场才出了一个李安。我希望能够在好莱坞培育一个可以让中国故事和中国影人有所发挥的空间。”
“另外，我还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发展，参与了美国不少华语青年电影的参展和评奖，发现不少在这边留学的电影专业学生都很不错。韩国电影的振兴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们留美人才的回流，以及和好莱坞一直以来的合作。在未来5-10年，在海外学习电影电视的中国人才将会越来越多，并且也会把好的思维和模式带回中国做合作，那时候合拍片做出来就会不一样了”。
谈到青年电影人的发展，刘晓霖认为好莱坞提倡的是各有专长，每个人专注一个细分领域，但是中国的许多都是“全才“，许多不同的行业角色都学习和接触过。在这一点上，他认为中国的成长模式逐渐也需要向美国的方式过渡，并且援引了自己的例子。
“我一开始学的是表演，但是觉得表演上没有太多提升空间，后来进了剧组，把能做的工种几乎都做了一遍，对我非常有好处，让我熟悉了电影制作工业的流程。我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当演员的原因就是演员过于被动，而且我这个人也太过理性，但演员需要感性。”
“我可以说18岁之后就一直在这个圈子里试错、尝试，并且不断涉猎，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我个人还是更适合做一个策划人的角色。现在来看，这样的试错并不是合理的，走了很多弯路。美国的教育和成长模式更为有效率，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如果是演员就专心学表演，学编剧就认真写剧本，做灯光就钻研好灯光的学问，这样各司其职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刘晓霖先生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头衔，美国IEA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这样的新的创业平台或许并不如原来在华谊兄弟，保利华亿，文化中国，那么为国人所耳熟能详，但是在话语之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接下来的这段职业生涯规划，或许才是刘先生真正大展拳脚，把自己的理想和报复都付诸现实的契机。
“中国电影的未来一定是要看新一代年轻人了！我期待着以后在横店、松江、象山、中影等中国的影视基地连一个场工都是专业院校学习毕业的，我更希望在美国有机会能够好好扶持一些有潜力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电影新人，做一些不一样的，在国际上有影响有价值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