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过去,中日影视合作终于迎来“蜜月期”

中日关系终于迎来了40年一遇蜜月期?

40年过去,中日影视合作终于迎来“蜜月期”

今年是中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5月9日,两国政府签署多项合作,其中包括支持两国电影合拍的协议,以后中日合拍片将享受国片待遇,不再受进口电影数量限制。

前不久,优酷与富士台达成版权合作上线了500多部日剧,正在上映的三部电影都和日本有关系,日本金棕榈影片《小偷家族》,中日合拍片《肆式青春》以及《解码游戏》里有日本人气男星山下智久。

中日关系终于迎来了40年一遇蜜月期?

40年过去,中日影视合作终于迎来“蜜月期”

1980年,最右开始刘晓庆、张金玲、中野良子、栗原小卷

中日早在签订友好条约的1978年到1990年左右就有了第一次蜜月期合作,《追捕》《望乡》等大量日本影视剧和动漫和引进中国。1982年 中日还拍摄第一部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两次蜜月期之间,中日关系时好时坏,一直很微妙地疏远着。

实际上,我国已经与英国、法国、印度等20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合拍协议,中韩2014年就签订合拍协议,进展得如火如荼,而日本隔了四年才姗姗来迟。

“日本虽然是我们的邻国,却是最不了解我们的”卓然影业CEO张进说道,“中法、中英、中美都有非常成熟的协会与合作模式,我们做好商业合作就好了。而在跟日本谈合作的时候,却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工作方式、习惯的不同,以及信任的问题。”

自从2015年《哆啦A梦:伴我同行》在国内收获5.3亿票房,三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片商去到日本竞相买片、寻求合作,但接连碰壁、铩羽而归的公司不在少数。据悉,日本版权方往往不是直接考虑出价最高者,有中国买家愿意出上亿人民币的价钱买下《海贼王》改编权,却被日方以对方不了解漫画内容为由而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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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韩流,这股和风不仅姗姗来迟,还有点清心寡欲?

前两天,日方牵头成立了制度性的“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在《肆式青春》发布会上,正式亮相。这个协会旨在助推中日影视合拍,总部和核心组织在东京,办事处设立在北京,韩流过后,和风来袭,中日合拍片会如雨后春笋吗?

带着这些疑问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也在发布会期间采访了协会副理事长阿达雅志,中方代表理事、卓然影业CEO张进,以及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福田高干。


1. 转变:两国电影市场的变与不变

“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电影创作者并没有必要特意到海外去开拓市场,日本国内市场就可以满足他们”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福田高干说。

日本曾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座位上长达42年,2010年与中国换下交接椅。两年后,又与中国交换了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座位。2017年中国内地总票房达559亿人民币,而日本电影票房收入为2200亿日元,约合127亿人民币,日本电影的票房近十年基本都维持在这一水平。日本这些年十年如一日,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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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变了,我们没有变”福田高干说道,“对我们来说,以前中国市场的存在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除了这强烈的外在冲击感,其实日本电影的内在问题来得更猛烈。

“随着日本国内老龄化、少子化、人口减少的趋势,电影市场实际上是呈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日本真人电影更加呈现出一种对内性,这种特点的作品会逐渐地增多”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副理事长阿达雅志说。

他所说的其实是近些年,日本电影制作费普遍降低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极端的独立制作模式,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将低成本电影重新定义为几乎不需要成本。这一状况令很多日本电影人担忧,不仅扩大了日本大规模公司制作和大多数独立制作之间的差距,还极有可能导致像《小偷家族》这类中等成本的电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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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中小成本导演的处境并不好过,如导演深田晃司所说,日本导演通常只会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获得劳动报酬。“我在东京跟深田晃司吃饭,我都是主动买单”,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告诉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日本市场萎缩得厉害,导演当然要放眼海外了。”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两国签订合拍协议之前,岩井俊二、行定勋、园子温、三池崇史等日本文艺片导演就已经开始接洽中方合作了。

在中日电影市场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下,阿达雅志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健康茁壮发展,具有较大的资金调配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或许是日本真人电影的一个出路,让日本电影不再拘泥于小制作,有机会呈现出一些投资较为大的、较为优秀的大型商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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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副理事长阿达雅志

但为何这股和风会晚于韩流姗姗来迟呢?

“主要是以前没有成功的例子,所以日本有些心理门槛去挑战跟中国人的合作。但是现在通过《你的名字。》等比较好的成功例子之后,大家会有更大的信心去挑战。”福田高干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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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透露,其实在中韩合拍热的时候,日本东宝、东映、松竹、角川四大电影公司就开始打听中韩合拍的情况,表现出对中日合拍的兴趣。只是,相比韩国,日本对中国市场进行了比较漫长的试水过程。

2014年中韩合拍热之前,韩国才引进了14部电影到中国,票房最高的《雪国列车》仅为7600万。而日本批片在2016年日本批片热之前,就达17部,2016年则引进了11部之多。直到有了《哆啦A梦》《你的名字。》过5亿的票房成绩,以及中日合拍片《妖猫传》在日本市场16亿日元的良好表现,才给了日本人合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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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洲电影研究学者张燕认为日本晚于韩国推进合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电影本身经历了起伏周期,新世纪之后的日本电影类型,相比韩国有其局限性,给予中国市场的启发性较小,更适合与快速发展商业类型的中国市场对接;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有明确的韩国电影海外推广政策,韩国振兴委员会与韩国文化院在各国都有驻扎办事处,所以相较于而言,日本在海外拓展合作方面积极性不如韩国。

“中国已经与很多国家有合拍协议了,但日本却是第一次签署这样的协议”阿达雅志一语道出了两国的不同,而韩国本身有积极的海外拓展政策,也无怪乎日本长期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被动让位第二的宝座,被动寻求与中国合作。


2. 契机:成立合拍协会,合拍片的春天回来吗?

“我们这么近,文化又相通,更有必要尽快解决合作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协会的诞生”张进说。

这个协会就是日方牵头成立的“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理事长为冈田裕介,他同时是日本电影协会理事长、日本电影学院奖理事长、东映株式会社董事长。协会目前放出的拟邀成员名单中,大多为“日本映画制作者联盟”成员,也即是日本四大电影公司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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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占比较大的日本电视台(NTV)、朝日电视台(EX)、东京电视台(TX)、东京放送控股(TBS)、富士电视台(CX)五大民放电视台并没有在名单中。

阿达雅志认为第一阶段作为合拍的初创时期,“日本映画制作者联盟”理应是第一波成员。因为他们是电影悠久历史、具有优秀经验的老牌大公司,“他们做交流合作,我们比较有信心,这样以来,进入实质性启动的下一个阶段,才会有更多的电视台也愿意加入到协会里面来。”

其实,前文已经提到四大电影公司前期就在打探合拍情况。而这一次,据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透露,他们也早早开始向他们打听拟邀中国成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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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达雅志接受采访时,也毫不避讳地表示此次中国之行,他所扮演的考察角色“我曾经在日本较大的商社以及日本法律事务工作过,参与了一些国际的商务案件和国际交流的商务合作,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可以非常有力地促进很多项目的具体对接、推进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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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采访到一些日饭圈的人,比如长期翻译日剧日影的FIX字幕组普遍表示,这样的合作很容易停留在官方层面。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也认为协会的初衷很好,“但就怕政界人士来操办,会不会最后只是一个政府面子工程?如同自娱自乐的‘日本电影周’性质。”

如果说日方官方性质过于强烈,中方的邀请名单中民间性质更为突出,有头部大公司腾讯、猫眼电影、耀莱影视、五洲发行,还有近年票房亮眼的明星公司,徐峥的真乐道文化、陈思诚的骋亚影视,以及卓然影业与绘梦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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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卓然将在日本东京银座有乐町成立第一家海外华语影院,预计明年3月开业。张进认为交流应该是互动的,而不应该是单向的,“这么多年中国在日本上映的电影屈指可数,他们记得就最近的《妖猫传》和以前的《赤壁》”。

中日两方都认为动画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切口,“相比真人电影领域,日本动画电影双方合作的潜力、空间更大”阿达雅志说道。

引进过《与君相恋100次》《浪矢解忧杂货店》《精灵宝可梦:波尔凯尼恩与机巧的玛机雅娜》的卓然影业,在真人和动画领域都有所涉及,张进表示:“我们自己尝试过很多类型,我觉得更加好切入,也能够更加快速推进的应该还是动画电影,主要还是基于日本动画动漫在中国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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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梦动画创始人李豪凌很早便与《你的名字。》制作公司CoMix Wave Films社长川口典孝结缘,2010年的时候两人就探讨了关于合作的事宜。直到完成新海诚《你的名字。》后,两人才赶上一个合作契机,共同制作了《肆式青春》,这个片子也成为“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首个协助的项目。

那么,首部合作的动画《肆式青春》效果如何?


3. 隔阂:中日合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电影给我带来了新鲜感,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些风景,我都在中国经历过,包括米粉、老房子等等,电影算是加上了日式的美感滤镜,给我带来的强烈亲切感”福田高干在《肆式青春》的映后交流会上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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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奇爱博士,李豪凌,川口典孝,福田高干

某种程度上,《肆式青春》很像是一个实验片,相当于是让新海诚的制作团队CoMix Wave Films来画一个中国的故事,张进则回应说:“做电影不敢做实验,那还有什么行业可以做实验呢?”实验片必然要承担一定风险,中国发行选择了艺联的限量发行模式。

《肆式青春》的总导演李豪凌透露,CoMix Wave Films包括在制作新海诚导演的作品时,一直执行严格的实景取材过程,这次拍摄电影整个团队来来回回上海、北京、湖南、广州实景取材的时间很久,保证场景高度还原,“他们甚至还会去吃米粉感受质地,一天吃三四十碗,真的是吃遍米粉摊,直到吃到吃不下了,非常敬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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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严谨,一方面表现为认真,一方面也表现为较真。李豪凌认为最终剪辑出来的速度是应该是快节奏的,但是日本认为有一些画面是要放慢速度的,需要慢慢地讲这个故事,慢慢地体会感情,最后无法和解的两方,妥协上映两个版本,日本版放慢速版,中文版放快速版。

李豪凌说合作问题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上也表现很明显,比如说日本画师很难理解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打招呼不鞠躬,地铁站车站排队不在一条直线上。实际上,电影里日本人还是将中国人常用的社交软件微信画成了Line的聊天界面。

CoMix Wave Films社长川口典孝也补充说:“中日双方的做事方式也不太一样,日本习惯先安排好所有前期工作,先把脚本画好,故事线全都串好了之后,再来开工,但是李导的风格是先做了再说,后面慢慢想,再慢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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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豪凌、川口典孝

《肆式青春》合作早在2010年时候就萌芽了,他们后期拍摄合作的问题都还只是中日合作的小问题。卓然影业CEO张进作为协会中方代表理事就表示,很多国内公司在前期与日本谈合作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很多难以推进合作的问题,成立协会也是希望可以帮助像中小公司更快、更高效地与日本展开合作。

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认为日方对中方的不信任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各色各样的非专业跨行买家太多了,确实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付完定金没有下文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开价更高的公司,日方更愿意给有良好资质值得信任的中国买家。

而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日本建立了与美国完备的制度体系,像每年美国电影奥斯卡由各个电影工种的协会选出大奖一样,日本也有自己各个电影工种协会选出自己的日本电影奥斯卡。

当年引进《哆啦A梦:伴我同行》的中国片方透露,他们实际上面对的是日本业内最为严格和高标准的制作委员会,“机器猫的全球收益、包括版权、周边等等问题,蛋糕瓜分规则是很严格的。包括机器猫胡子角度多少,颜色和光泽,日方都要求精准,我们的物料要给他们全面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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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合拍片在文化输出的同时也伴随着文化折扣。张燕说“所有合拍片都很难去撬动两方电影市场,再加上所有合拍片都会不同程度地承担政治关系所带的风险”,韩流遇冷,和风也会有遇冷的危险。

面对这样的危险,张进表示“我们不能因为未来不确定的风险而不做这件事,无论政治什么样,政策什么样,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是没有错的,只要坚持做下去,就一定会有收获的。”接下来,张进也说了他们需要攻克的首要难关就是培养多类型片观众,也即是接受日本类型片的观众。

实际上,上影节日片火爆与全国范围内日本批片票房冷淡,形成有趣对比。正在上映的《小偷家族》今年被黄牛抬价到了两千多一张,而去年《昼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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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告诉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上影节其实也是在这三年才慢慢形成了日片品牌,“2015年之前,除去‘日本电影周’的日片之外,上影节自主放映的日片每年都不超过20部吧,最多十几部,2015年开始每年都在增加。”

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人妖灵妖曾解释过为什么上影节日片越来越多,是因为日片票房比较好,电影节也是有盈利考虑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影节日片品牌养成与上海观众看日片的习惯是相辅相成的。福田高干认为培养日本电影的观众需要一段时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日片品牌发展模式可以借鉴,今后可以在各地展开培养喜欢或者接受日本电影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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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与樋口英樹 ,是70年代中日两国第一部合拍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的日方 总制片人、负责人

张进也认为日片对全国观众来说,还算是一个新的东西,观众适应新东西需要一个过程,“给一次他不一定喜欢,但是给到第三次可能就喜欢了,这是不断尝试和不断努力的方向。”

日本映画影评人XHC认为合作本身是件好事,“但还得慢慢摸索吧,毕竟两边的社会阶段不同,思想与审美都有所不同,日本已经不可能发生《我不是药神》那种社会事件了,不会有《西虹市首富》这样的卖座电影,而且好莱坞爆米花早就在日本没有市场了,漫威电影从来没有在日本卖座过。”

中日这次合作虽然来得晚,但希望走得稳一点,毕竟前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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