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到底做了什么恶？

对于话语权日益崛起的全球互联网科技公司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在各种峰会上，我们听惯了人工智能对整体行业效率的提升，基因技术对癌症诊断的优化；习惯了推荐算法、移动支付和新零售对原有陈旧业态的改造。

除了美剧《黑镜》，再也没有人不厌其烦地把科技发展的阴暗面抛向大众。

在过去的几年中，科技的快速发展确实为每个人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同时信息爆炸、时间碎片化、社交焦虑也让整个社会进入了“过载”的状态。

最近，在腾讯研究院以“过载”为主题的的T-Meet 大会，或许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1.让专家开「药方」 

吴晨    《经济学人》中文版主编

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经济学人》中文版主编吴晨特别能够理解 “碎片化”带来的注意力瓦解问题，这减少了人们在社交时对当前交流对象的情感沟通，也为专注阅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玩手机，本身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一种开小差，而现在很多人连玩手机的过程中都要开小差。”

这个状态正是这次大会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过载。

为什么会出现过载？在吴晨看来，过载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很好的适应智能手机这种刚刚诞生十年的新工具。即便是有利益的驱动，商人和企业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摸索出所谓的“注意力经济”。

吴晨谈到，根据调查显示，美国每人每天打开手机 2600 次，而在另一项研究中得出的结果显示，从被手机分心打断的状态恢复到专注状态需要至少 30 分钟的时间。

在美国，年轻人一起出去玩的时间（Hang Out 指数）在过去的十年中从 33% 下降到了 16%，年轻人变得更乖了，但也变的更孤独，面对更多的心理问题和社交缺陷。

而在过度使用手机方面，中国仅次于美国，每天在工作之外平均使用网络 3.5 小时。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还没有意识到“工具”本身并不是中性——智能手机让我们每个人和大的 IT 巨头都成为“过载”的共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晨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其一是 IT 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意识到当前的“注意力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要对其进行改造。

吴晨说 Facebook 的 CEO 今年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志向，他要求 Facebook 重新去思考、定义对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指标。他提出，不应该去单纯的用户时长，而应该仔细想想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是不是能够高质量地沟通，回归到连接人跟人最基本的属性。

其二则是每一个普通用户都应该有意的养成自我节奏，把智能手机放回到它应有的位置。

2.“科技向善”，不只是口号 

作为互联网大公司之一的腾讯，搞这样一个“自黑”活动的意义何在？

腾讯创始人之一张志东作为最后的演讲嘉宾直接以《做一个好产品已经不足够》为题给出了答案。

张志东  腾讯创始人之一

在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中，腾讯向来以产品力著称。也正因如此，腾讯旗下的多款产品都拥有了接近十亿的用户量，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智能手机用户都是腾讯的用户。

张志东自己也是智能手机的重度用户，在会上他晒出了自己的手机使用记录——每天平均5小时，多一点 6、7 小时。除了上面提到的信息和社交过载，人在玩手机的时候还会给眼睛、颈椎带来压力。一个 150g 的小设备，真的成为了这个时代最轻薄也最厚重的设备。

在拥有了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之后，腾讯也开始意识到“用户”是由许多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与偏好构成的独立个体。

他们对互联网的感知不同，对产品的需求不同，发声能力不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同，但他们都被卷入了全民的数字化浪潮。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网络暴力，诈骗等层出不穷。许多没有经历 PC 互联网时代洗礼的“新菜鸟”，正在成为虚假信息、碎片化社交、假新闻、诈骗和手游沉迷等新问题的“牺牲品”。

而作为企业，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是科技公司在接下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如何将企业的 KPI 思维与社会责任思维融合在一起，腾讯在过去一年中有了不少尝试。

张志东分享了两个案例，其一是腾讯在《王者荣耀》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上的努力，2017 年腾讯推出了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台，在 2018 年这一平台将继续完善以解决在实际运行中一些钻漏洞的行为。

而另一个例子则是针对“坑害中老年”的朋友圈谣言问题。2015~2016 年微信针对谣言的措施主要是封禁，这虽然已经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造谣者会不断的重新申请账号。

在 2017 年，微信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在封禁的基础上，新增了直接在谣言文章中辟谣的功能。这样的举措不只是“从源头遏止谣言”，还能让谣言原本的受众逐渐获得科学的判断能力，免疫谣言。

当然，类似的问题并非腾讯一家公司的问题，也并非腾讯一家公司可以解决。

这正是腾讯发布“科技向善”项目的最重要原因。在未来，科技向善的意义不止是在问题出现之后对问题的补救和解决，而是在问题出现之前预见到可能存在的隐患。